王秀兰

颍水边的童年

王秀兰一九四八年出生在颍河拐弯处的一个小村子。那时候村里人多地少，春天青黄不接，锅里常常只煮得见稀汤。她是家里第三个孩子，上面两个哥哥，下面还有一个妹妹。\n她小时候最爱做的事，是趴在村小的窗户外头听课。那间教室是土坯房，窗户没有玻璃，冬天糊着纸，风一吹哗哗地响。先生在里头念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她就趴在窗外跟着念，手里还牵着家里的牛。\n十岁那年，家里实在供不起，她辍了学。两年里她白天下地、放牛，晚上就借同村小伙伴的课本，就着灶膛里的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认。她说，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不能做睁眼瞎。后来公社要办师范速成班，村里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这个趴在窗外也能把课文背下来的姑娘。

一间教室，三十六个孩子

一九六八年，二十岁的王秀兰回到本村小学，成了一名民办教师。说是学校，其实只有两间土坯房、一块掉了漆的黑板、几十张缺胳膊少腿的课桌。她一个人要同时教一年级到三年级，语文、算术、唱歌，全是她。\n那时没有现成的教具，她就自己动手：用硬纸板剪成生字卡片，用锅底的灰兑水当墨汁，把村里的打谷场当操场。下雨天教室漏雨，她把自己家的塑料布拿来挡在屋顶上。\n班里有个孩子冬天没有鞋穿，光着脚走三里地来上学，脚上全是冻疮。王秀兰看见，当晚就把儿子的一双旧棉鞋改小了，第二天塞到那个孩子手里。这样的事，家里人后来数都数不清。她常说一句话：“孩子进了这个门，就是我的孩子。”

最难的那几年

一九七五年，王秀兰和同乡的水利员李建国结了婚，后来有了儿子和女儿。那也是家里最紧巴的几年：民办教师的工分不多，丈夫常年在工地上，上有老人下有孩子，担子几乎全压在她一个人肩上。\n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、做饭、喂猪，伺候老人吃完，再一路小跑赶去学校；白天站着讲一天课，晚上回家缝补、纳鞋底，等一家人都睡了，才在油灯底下一本一本地改作业。女儿小时候问她：“妈，你怎么从来不困？”她笑着说：“困啊，可一想到明天那些娃等着，就不困了。”\n一九八三年，她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，月工资四十二元。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天，她没给自己添一寸布，全给班里交不起学费的几个孩子垫上了。

水灾里的课堂

一九九一年夏天，皖北发大水。村子地势低，河水漫过堤岸，庄稼淹了，不少房屋也进了水。乡里把乡亲们往高处转移，村小那两间地势稍高的教室，成了临时安置点。\n王秀兰把教室腾出来给老人和孩子住，自己一家挤在屋檐下。洪水一时退不下去，她最着急的却是孩子们的功课。她和几位老师商量，在大堤上搭起帐篷，搬来黑板，水还没完全退，课就先复了。帐篷里闷热，蚊虫成团，她就站在门口给孩子们挡风、赶蚊子。\n多年以后有学生回忆，说那年在帐篷里，王先生讲的是《愚公移山》。“她说，水淹了房子，淹不了人想读书的心。”

走出去的学生

三十八年里，王秀兰教过的学生超过一千二百人。恢复高考后，她教过的孩子里，先后有几十人考上了中专、大学，有的做了医生，有的当了工程师，有的参军，有的也回到村里当了老师。\n每一个学生要走的前一天，她都会把人叫到家里，煮两个鸡蛋、下一碗面，反复叮嘱：“出去了，别忘了根；有本事了，能帮人一把就帮一把。”\n她自己却很少主动联系这些“有出息”的学生，怕给人添麻烦。倒是学生们记着她，逢年过节，总有人从四面八方回村，挤在她家那间小屋里。她常常已经叫不全名字，却还能清楚地说出谁当年坐在第几排、谁小时候最调皮。

退休以后

二〇〇三年，王秀兰正式退休，教龄整整三十八年。退休那天，她把教室的黑板擦了一遍又一遍，把生字卡片整整齐齐捆好，交给年轻老师。\n可她并没有真正离开学校。村里青壮年外出打工，留下不少留守儿童，放学后没人管。她就在自家堂屋里支起几张小桌子，义务给孩子们辅导功课、看着他们写作业，天黑了还留路远的孩子吃饭。这一做，又是好几年，直到腿脚实在不便。\n二〇二三年春天，王秀兰于家中安详离世，享年七十五岁。出殡那天，从她家门口到村外的路两旁，站满了从各地赶回来的学生。她生前总说自己没做过什么大事，只是个教书的。可在颍水边这方土地上，整整一代人的命运，都曾被她手里那盏灯照亮过。\n\n【本页为数字传记样例演示，人物与情节为虚构，仅用于展示数字传记页面的呈现形态。】